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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三部曲”看张婉婷对异乡人的塑造(毕业论文)  

2012-06-19 21:02:06|  分类: 陆夫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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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吴宇清

 

关键字:移民三部曲  异乡人  归属感

摘要:香港女导演张婉婷在其“移民三部曲”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异乡人”的形象,无论是《非法移民》中偷渡到美国的张君秋,还是《八两金》中从国外返乡的猴子,张婉婷对“异乡人”的深刻认识与剖析在其影片中完全体现了出来,从人物性格到情感世界以及人物命运,张婉婷都恰到好处地将这样的特殊群体有血有肉地展现在影片当中。

 

      一九八五年,一部移民题材的电影《非法移民》使香港女导演张婉婷走进大众的视线,该片作为张婉婷的处女作,使她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这不得不算是一个高起点。两年后,张婉婷又以另一部移民题材的影片《秋天的童话》拿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又过了两年,张婉婷拍摄了影片《八两金》,“移民三部曲”至此完成。

在香港影坛,张婉婷是一位颇有个人特色的导演,她的影片都非常具有浓重的个人风格,无论是前期的《非法移民》,还是后来的《玻璃之城》,都有一些寻找身份认同的味道,这与她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张婉婷从香港大学毕业之后,曾在英国学习戏剧和文学,后又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电影学硕士。张婉婷“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的归属”[1],这在她的影片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远赴他乡的求学之路,使张婉婷导演的影片都带着一份浑然天成的漂泊感,影片中的人物似乎也都在冥冥之中寻找着各自的归宿,这在她的“移民三部曲”中有着相当深刻的体现。

张婉婷擅长塑造“异乡人”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她本人也从影片中表现出了她对“异乡人”这一概念的理解,《非法移民》中离乡背井的张君秋,《八两金》中离家十几年后返乡的猴子以及即将嫁到美国的乌嘴婆等等,异乡人不仅是那些远走他乡,漂泊在外的人,也可以是精神世界居无定所的人,无论是身体或是精神,他们所缺少的就是那样一种归属感。张婉婷将人物由“异乡人”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价值观和情感需求都完美的融入在了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张婉婷在塑造这一系列人物的同时,将个人感受经过了巧妙的艺术加工,正如其自己所说,她的中国人身份是在外国留学的时候找到的,而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张婉婷塑造出的异乡人影响深入人心。而研究张婉婷对异乡人的塑造,一方面可使观众加深对张婉婷影片及其影片中人物的理解,同时能对影片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另一方面,对其塑造人物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供后来相关影片学习,使张婉婷对人物的艺术加工手法更好地被后人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张婉婷对异乡人的成功塑造展开论述。

一 身份的缺失

“移民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都有着一个共性,那就是身份的缺失,这也是“异乡人”最普遍的心理特征,而这种身份缺失在影片中是通过人物性格体现出来的。

在影片《非法移民》中,主人公张君秋是一个偷渡到美国的华人,他在工作之余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还钱给帮他偷渡到美国的黑社会分子大虎哥,另一件是躲避美国移民局的追捕,正是这样的偷渡客身份使张婉婷给张君秋赋予了十分内敛的性格,“努力寻求身份的认同”[2],张君秋偷渡到美国之前演过电影,是一名打星,身体里还有着三颗子弹,但在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低调隐忍的形象,让女主人公李雪红的弟弟对他的态度,从起初得知他是打星到见他抱头鼠窜躲避警察的样子之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影片中,张君秋总是穿着一双拖鞋,极容易让观众想到街边的流浪汉,拖鞋中包含的隐喻正是身份缺失,拖鞋不方便走远路,在异国漂泊的张君秋也似乎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因为他走不“远”,也不敢走“远”,他没有所需要的一张绿卡,让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

与张君秋不同,《秋天的童话》主人公船头尺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他看上去总是给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在唐人街混得游刃有余,但他的身份缺失依旧被张婉婷很巧妙地表现了出来,那就是他的好赌。赌博并不是作为船头尺的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是兴趣爱好出现的,而是一种精神寄托,而人只有在找不到自己的时候,才需要外界给我们这样一个支柱,因此赌博不是船头尺的“恶习”,而是他的精神食粮。

而在影片《八两金》中,猴子虽然是一个重返故乡人,但此时他已经与家乡的一切格格不入,影片中,猴子的口头禅是“no problem”,却对唐人街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不知道家乡在施行“计划生育”,找不到回乡下的路,面对眼前的一切看似熟悉实际上却又很陌生,在故乡人的眼中,他已成为了一个外来者。十几年未曾踏上故土,使他成为了一个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时间在他和家乡之间造了一面墙,他在墙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张婉婷对人物的性格拿捏地十分准确,无论是张君秋的隐忍内敛还是船头尺的张狂仗义,都极其符合人物在当时情境里的心理状态,张君秋作为偷渡客,必然不会有船头尺那样大大咧咧的行事作风,而船头尺也不会穿上张君秋的“拖鞋”隐忍地生活。猴子需要八两金为自己撑面子,他是归家的人,不同于张君秋与船头尺漂泊在外,他需要给家人一种荣归故里的形象,也就导致了他在回到故乡之后,有着两种复杂情绪,一边炫耀着自己的英文带着一点点“显摆”,一边又想融入自己的家乡。张婉婷将人物本该有的心理状态投放到一个个细节中委婉呈现,让人物显得丰满真实,观众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影片中异乡人的心境。

二  动荡的情感世界

张婉婷作为女性导演,将影片中的情感处理地十分细腻,无论是张君秋与李雪红的爱情,还是船头尺与李琪、猴子与表妹乌嘴婆之间的情愫,都有着浪漫悲情却又不乏细腻的叙事基调。异乡人的爱情往往比常人多了一些考虑因素在里面,于是他们的爱情也和他们“异乡人”的身份一样,给人一种漂泊无依之感。张君秋和李雪红最初走到一起完全是因为各取所需,张君秋需要通过和有绿卡的人假结婚来得到一张绿卡,李雪红需要钱去隆鼻,于是两人形成了这种合作关系,但两人在后来的相处中逐渐爱上了彼此,感情有了,压力便也有了,无非是张君秋没有绿卡的身份和他们最初在一起的功利性给两人的感情平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而船头尺和李琪的爱情却从一开始便是十分纯粹的,船头尺人到三十,却没有谈过恋爱,他在和李琪的相处中慢慢爱上了她,而李琪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已经有过恋爱经历,显然在爱情上比船头尺要成熟一些,而导致她对爱情的谨慎,便是彼此作为异乡人的身份,这样的身份使他们的情感必然会产生后顾之忧,也正因异乡人身份的牵绊,使得感情的路不能一帆风顺,因为他们彼此本身就无法拥有平稳的内心,而不平稳的两个心相遇,必然不能使感情处在风平浪静之中,无法支撑一个让爱情安慰的栖息地,影片中船头尺第一次出场所开的车就是一个很好的隐喻,那扇坏了的车门只能用手拉着,无法给人安全感,而这个开车的船头尺,实际上也是不能给李琪安全感的。

猴子与乌嘴婆的感情算是较为特殊的,他们在彼此爱慕之前乌嘴婆便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乌嘴婆嫁人是为了去国外,而猴子却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乌嘴婆即将成为下一个异乡人,她为的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代价却是牺牲和猴子的感情,猴子在乌嘴婆面前其实是自卑的,他“回来”了,而乌嘴婆所想要的,却是“出去”,两人都无法给对方承诺些什么,猴子只好看着乌嘴婆乘着船离开,乘船离开是一个有深意的镜头,船在水面上,不如马车在地上平稳,而水面上那种漂泊的感觉,像极了两人的感情,就这么飘荡而去了。

异乡人的爱情注定有一些无可奈何的味道,因他们本身就无力承担太多情感的束缚,像是没有资格谈情说爱一般,一些连“自己”都找不到的人,又如何寻找爱情,把握爱情。张婉婷让张君秋为了李雪红的镜子不被打破而一改往日隐忍的性格和大虎哥大打出手,让船头尺和李琪交换了“欧亨利的礼物”,亦让猴子为了乌嘴婆将掉落的红棉花放回树上,镜子是易碎的,礼物错过了,红棉花在大风之下必然也是不堪一击的,而异乡人的爱情也是这样处在波澜之中。张婉婷用一些唯美又巧妙的意象,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影片中人物的情感动荡。

三 内心世界的冲突不断

张婉婷的电影里没有明显的戏剧冲突[3],电影里所呈现的冲突都在人物内心完成,并由细节体现。而异乡人这样的特殊群体的内心不比普通人,异乡人的内心世界要丰富地多,冲突却也更多。

张君秋对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未必是满意的,而他却不得不想方设法得到一张绿卡,船头尺虽然身处国外,但唐人街便成了他的整个中国。“移民三部曲”中,三个主人公里面,内心世界冲突最多的还属《八两金》里的猴子,猴子离乡背井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决定,文革背景下,他的出国之举实际上是一种躲避灾祸的行为,十六年后再回到故乡,迫不及待的心情固然有,但对故乡他仍有一丝不屑,或者说是轻微的抗拒。他一方面想表现出有过出国经历的人的见多识广,一方面他对唐人街却有着不屑,似乎是瞧不上眼的那种感觉,在他眼里,真正的国外实际上是唐人街之外,这也是他内心的一种自卑,猴子需要气派的表象,却要兼顾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张婉婷不会赤裸裸地把这种冲突呈现出来,而是分散地安插在一个个细节当中。

人物的动作都反应着其内心世界,而当人物身处某一种情境之下,便将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在情境里的动作得以完成,异乡人的内心,有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张君秋所处的环境,也许原本和他想象当中的不一样,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偷渡到美国之后依旧破败,而船头尺想要的或许不仅仅是开一家餐厅这么简单,但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无疑只是一个在唐人街打工的小混混,这必然不是他理想中的生活。异乡人之所以成为异乡人一定有他们的理由,无论是如猴子那样为了逃避些什么,或者是像李琪来到国外和男友一起求学,他们最初离开故土的时候,内心一定是有幻想有憧憬的,李琪不会想到自己住的地方会如此嘈杂,猴子回乡只能向朋友借八两金充面子,理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成了内心世界里冲突的助推器,但并不仅仅是如此,异乡人身份牵绊下的悲伤爱情,也是内心冲突的产物。船头尺面对爱情一改往日的张狂,变成了一个初涉爱情的小男生,在镜子上写着爱情宣言,猴子面对已经成为他们未婚妻的乌嘴婆,内心的矛盾就在于想爱却不敢爱,乌嘴婆想要和猴子尝试接吻的那场戏,充分体现出了猴子内心的矛盾,而他最终的选择,也必然是性格与环境的产物。

异乡人是一个敏感的身份,张婉婷凭借自己对异乡人内心的了解,将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赋予在了影片中的主人公身上,内心冲突是必然的,故事或许是波澜不惊的,但人物内心却无疑的波涛汹涌的。

四 异乡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并不能用简单的“悲”或“喜”来概括,张婉婷无疑也是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在影片最后船头尺终于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而猴子也以“八两金”衣锦还乡,但是他们的爱情却不知云归何处,船头尺与李琪的爱情在他们相遇的时候画上了句号,张婉婷将爱的过程呈现给了我们,但结局终究没有告诉观众,故事都是戛然而止的,却没有一个最终的,真正意义的结局。李雪红的死为她和张君秋的爱情故事悲伤落幕,但张君秋在异乡的生活却远远没有结束,张婉婷实际上是给了三个故事三个开放式的结局,张君秋有没有买黑市绿卡我们不知道,船头尺是否和李琪终成眷属我们同样不得而知,但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人物的最终结局我们不知晓,但异乡人的命运却和他们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同样是由于归属感造成的。异乡人总是在漂泊,他们的家庭也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各自归宿,精神上却同样是无家可归找不到方向。

异乡人的命运和个人,家庭,精神世界的归宿是分不开的,而寻找归宿的过程必然是坎坷的,这也就导致了异乡人命运的坎坷与无法一语道破的复杂性,张君秋失去了爱人,黑市绿卡的出现却像是一颗速效救心丸,他的命运被拴在了一张小小的绿卡上。船头尺将精神寄托从赌博转移到了开一家餐厅,于是理想实现了,个人的归宿也找到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爱情依然是未知数。猴子回到了家乡,与家人团聚,却永远失去了爱情,他们的命运与经历息息相关,却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我们依旧能看到,张婉婷赋予他们各自的命运是不同的,但残缺却属于他们每个人。

结语

导演的生活状态往往能影响其影片的风格,张婉婷以其留学生身份的视角,将移民情感渗入其影片当中,张婉婷曾说过她的创作是她“成长环境跟所有经验的总和”[4]。而正是这些切身经历和体会的情感,才使得张婉婷对异乡人的塑造如此到位,这些离家,归家的,找不到“家”的人,在张婉婷的电影里,各自有各自的情感,各自有各自的命运,但无一例外都把异乡人的漂泊与无依表现地既含蓄却又淋漓尽致,这也证明导演的生活是灵感的来源,异乡人所塑造的异乡人,要更加真实和有血有肉。

 



[1]杨弋枢《空间、性别、爱情与历史——张婉婷访谈》,《电影艺术》2008年第六期,76页。

[2]姚晓萍.《史有余香情味长—张婉婷文艺电影论》,《当代电影》2010年第九期,142页。

[3]同[2]

[4]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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